自去年 12 月 15 日起，个人养老金制度从 36 个先行试点城市（地区）推广至全国，这一政策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有专家指出，个人养老金采用个人实名制账户，有望成为统一城乡养老金的发展方向，对中低收入群体的未来保障大有益处。

然而，姚洋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他认为，个人养老金是在国家基础养老金之外增设的账户。但就目前阶段而言，这一制度并不适用于农村居民。原因在于，农村居民收入普遍较低，加之个人养老金账户虽有退税补贴等优惠，可对于收入微薄的农村居民来说，他们不太可能为了养老而额外参与该账户，相较之下，只有城市居民才有更大可能缴纳。

谈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姚洋强调，不能仅着眼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五险一金等方面，更关键的是要关注如何投资于民。他明确表示，中国提高社会福利不能重蹈西方福利社会的覆辙。在西方社会，福利往往沦为执政党与老百姓之间的一种政治交易，即执政党以提供福利换取民众的选票。

对于美国拟成立政府效率部这一举措，姚洋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历史经验表明，减税通常受到民众欢迎，但政府若试图削减老百姓的福利，则面临巨大风险。因为多数政府支出具有刚性，唯一可行的方向是削减联邦政府支出，可这绝非易事。他以美国为例，许多人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总统执政成绩斐然，实则不然，里根时期推行减税和放松管制政策，致使美国财政赤字迅速攀升。而真正实现财政平衡甚至略有盈余的是克林顿时代，彼时民主党未实施减税政策，恰逢经济形势良好，到克林顿执政末期才达成财政盈余。姚洋还提到，国内不少人推崇美国共和党的做法，即主张减税和提高效率，但这种方式虽有一定积极作用，却极大地增加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难度。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应如何发展社会福利？姚洋认为，提高社会福利的核心在于投资于民，提升老百姓的收入能力，尤其要着力提升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农村基础教育又是重中之重。目前，城乡在基础教育方面存在巨大差距，这一差距衍生出诸多问题。若城乡差距无法消除，收入差距也难以缩小。例如，农村存在大量留守儿童，部分孩子患了近视眼却不自知，看不清黑板上的字便逐渐放弃学习。久而久之，学习跟不上进度。在中考分流中，高达 75% 的农村户口学生被分流到职高。

姚洋团队针对 2007 年和 2009 年的初中毕业生展开过一项涵盖 5000 人的调查。数据显示，就第一份工作收入而言，普通高中毕业生略高于职高毕业生，初中毕业生最低；当调查对象步入 30 多岁，统计他们最近一份工作的收入时发现，初中毕业生与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中位数收入基本持平，而职高毕业生的中位收入则低于前两者。这是因为部分初中毕业生未选择读职高，早早踏入社会，其中一些人成为小老板甚至较大规模企业的老板，拉高了收入水平，即便只是打工，由于社会经验丰富，收入也相对较高。由此可见，提升农村教育水平，尤其是九年义务教育水平迫在眉睫，而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财政支出向农村地区倾斜。

姚洋指出，当前中国最大的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而城乡不平等中最为突出的是教育不平等。在中国，教育对个人生活质量影响深远，不接受大学教育，很难过上体面生活。因此，政府投资于民，提高老百姓收入能力，应成为中国福利制度的根本追求。这一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个人的解放是全体人类解放的前提条件” 相契合，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 “每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就是让每个人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我们虽无法将人的能力拉平，但应尽力挖掘每个人的潜能。据户籍统计，近 60% 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孩子占比至少一半，其中必定不乏天才。然而，由于农村教育水平落后，这些天才极有可能被埋没。

姚洋强调，我们必须先明确根本性原则，再探讨如何构建福利社会。否则，极易陷入西方福利社会的误区：一部分人不劳而获享受大量福利，另一部分人辛勤劳作却难以获得应有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