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曾经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姚洋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提到，亚当·斯密在写《国富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试图来解决“占有欲”的问题，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每个人出于自己的私利做的事情，到最后汇总起来可以将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姚洋在演讲时引用了亚当·斯密最著名的那句话，任何一个想与别人做买卖的人都可以先这样提议：请把我所要的东西给我吧，这样你就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按照这个办法，可以取得所需要的大部分帮助，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供给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恩惠而是因为他们自利的打算。

      姚洋认为，如果“看不见的手”能起到作用的话，当然不需要对市场进行任何的监管，但是十九世纪英国的工业化，还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告诉我们，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实际上是非常残酷的。资本主义当年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把农民变成城市的赤贫的无产阶级为代价，才会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长达一个世纪来回的拉锯战。
      姚洋表示，1942年著名历史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伟大的转型》一书中解释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今天是如何成功的“我们通常说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是因为它效率非常高，他（卡尔·波兰尼）的解释刚好是相反的，英国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存在到今天，是因为社会起了一个反动，因为你把社会的纤维都打破了，社会就会有个自发的反动，这个反动会提供很多的保护。资本主义社会会建立起来一套自保护机制，这种自保护机制好像对资本主义发展是不利的，因为你对市场进行了一些限制，但是卡尔·波兰尼告诉我们正因为这样的限制，市场才得以延续下去。”

      姚洋指出，整个十九世纪的历史基本上还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之间来回拉锯战，整个欧洲所谓的阶级大缓和是在一战之后。“一次大战是1914年爆发的，在此之前，欧洲经历了100年的和平，以前是说我们无产者要联合起来，可以跨国界联合起来，今天突然发现我们要在不同的战壕里头互相作为敌对的势力来打。这个最关键的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头，不管是英国、德国还是法国贵族和这个无产者要在一个同一个战壕里头来打仗。一战是我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炮与火的战争，是非常残酷的、最惨的一次战役，大概在五六分钟里头死去了五六千人。一战结束之后大家回到了国内，以前是敌对的那些贵族和无产者，他们突然发现变成了战友。这时候大家会想，我们还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还是德国人。我们不仅仅是有产者、无产者，所以这时候才有了所谓的阶级的大缓和。那我们的社会保护呢？才刚刚开始，我们今天谈欧洲的福利社会，其实它的起点就是一战之后。”

      姚洋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举例：“上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华盛顿广场上的三角纺织厂发生大火，厂主为了维持秩序，把女工都锁在楼里，结果148个女工就被活活地烧死。因为那件事，美国才开始了工厂安全的立法。罗斯福总统有一天早晨边吃香肠边看报纸，结果这一天报纸上登的消息说，有一个香肠加工厂的一位工人的手指头被机器给切掉了，结果这截手指头就搅拌到肉里头去了。他当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把香肠给扔了 ，从此以后美国才开始了食品安全的监管。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发达国家监管的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来的。”转自中国经济大讲堂